一、徇私枉法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为徇私情，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判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制裁犯罪，保护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职能。司法工作人员，手中握有执法权，依法享有侦查、预审、逮捕、起诉、审判的权力。所谓司法机关是指行使国家赋予审判和法律监督权力的机关。在我国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总称。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负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徇私、徇情枉法的行为、所谓徇私、徇情枉法，是指出于个人目的，为了私利私情，而故意歪曲事实，违背法律作错误裁判。根据本条规定，徇私徇情可以表现为下列几种基本形式，即:一是对明知是无罪的人使他受追诉；二是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三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本罪的主体主要是司法工作人员中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工作的人员。包括公安、国安、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检察院中的侦查人员;人民检察院包括铁路运输检察院、林业检察院等专门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非上述机关人员或者虽为上述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但不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如工会、党委、司法行政等人员，一般也不能成为本罪主体，构成本罪的，必是共同犯罪。只有上述人员，才有可能在立案、侦查、预审、起诉、审判活动中徇私枉法、徇情枉法。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犯罪的目的是放纵罪犯，或者冤枉好人，动机是徇私、徇情，具体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是图谋私利，贪赃受贿;有的是报复陷害他人;有的是徇私情，袒护、包庇亲友;有的是横行霸道，逞威逞能等。
二、徇私枉法罪认定中的几点问题
（一）徇私枉法罪主体的认定
徇私枉法罪的主体为司法机关中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等职责的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关于本罪主体的争议焦点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认定问题，即徇私枉法罪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主体的认定问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而不移交，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有人认为公安机关是负责社会治安的政府行政机关，公安人员是行政执法人员，属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范围；而有的人则将公安人员全部排除在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范围外，认为公安人员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为，应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既具有行政执法权又具有刑事司法权，关键是看公安人员履行的是何种职责、行使的是何种执法权，即应当依据他们所利用的职务之便中所利用的执法权的具体内容而具体确定。刑法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是指我国《刑法》第94条所规定的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因此，公安机关中只有履行侦查、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才是刑法意义上的司法人员，这些人在履行职责时，徇私情、私利，故意使有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应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安人员如治安部门工作人员、交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等，他们行使的是行政执法职能，属于行政执法人员，这些人员在具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中发现犯罪，却徇私擅自放人或仅作行政处罚，不作为刑事案件移交公安刑侦部门，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徇私枉法罪中“有罪的人”的认定
认定徇私枉法罪必须首先认定前罪，即先认定徇私枉法行为人包庇的人是否构成犯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从法律规定用语的习惯上看，“有罪的人”既包括“犯罪嫌疑人”，又包括“被告人”和“罪犯”。对此我国《刑诉法》中在对涉案人员称谓的使用上就使用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和当事人四种称谓。从“追诉”的法律对应关系来看，“追诉”是一个法定的过程，既包括对立案前的举报、控告、自首等材料的审查，又包括立案、侦查、起诉与审判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内容。当然，“有罪的人”应包括立案、侦查、起诉与审判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从徇私枉法罪的构成来看，并不是前案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罪或被判决所确定，而关键是看后案行为人在办理前案的“当时”（前案嫌疑人被后案行为人审查时），是否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嫌疑人有犯罪事实，该事实又是否达到了查处当时的法定的“阶段性标准”（即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条件）。否则，即使前案嫌疑人后来被判决有罪，也不能反过来必然地认定后案行为人“枉法”。
（三）单位能否成为徇私枉法罪的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单位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理由是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有的就是单位规定的或者是单位领导集体决定的，并非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应按徇私枉法罪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观点能否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刑法第399条明确规定，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司法机关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主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如果将司法机关作为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体，显然违背刑法“罪刑法定”的根本原则；其次，司法机关“徇私”，似乎于理不通，追究司法机关的刑事责任也无法实现。至于司法机关在司法、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错误方法，如“以罚代拘”、“以罚代刑”等，只能靠政策法规来加以调整制约。
（四）关于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等构成竞合犯的问题
徇私枉法常见形式为贪赃枉法。贪赃枉法则极有可能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即贪赃达到受贿罪数额既构成受贿罪，同时又构成徇私枉法罪。处理法条竞合的一般原则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规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法律规定按其中一罪处罚；二是法律规定重法优于轻法。《刑法》第399条第三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若某人受贿达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又徇私枉法且分别够罪，依规定应定为受贿罪，这一点审判实践中一定要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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