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2014年10月6日下午，罗山县青山镇孙楼村的村长李某和其妻子付某正在自家楼顶上晒谷，遭到本组的精神病人况某无端辱骂，李某夫妇为此与况某发生争执。当天下午况某到当地派出所报警，称李夫妇将其打伤（手指流血）并泼其一身粪水。当日派出所对况某的伤情委托鉴定，10月9日，侦查机关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10月11日，被害人况某的伤情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二级，侦查机关询问了被害人的相关材料，10月14日对此案立案，11月7日将涉案的李某刑事拘留。在办理此案中承办人发现：该案提请批准逮捕书没有认定事实、立案引用法律条款错误、延长拘留超期、立案、取证不及时、取证不到位等现象。鉴于故意伤害案件每年基本占基层院审查逮捕案件的三分之一，此案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承办人以点带面，从证据审查的角度反思和总结了该类案件证据本身存在的现象，及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一、办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办案程序意识仍然缺乏。一是立案不及时。现阶段农村故意伤害案都是由派出所先行处理，而派出所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认为轻伤害案件是简单案件，习惯于先按治安案件处理，以调为主，调不成再立案不迟，以免做无用功，这是导致相当一部案件立案滞后主要原因。如本案中公安机关在案发后一直作调解工作，在案发的第9天发现矛盾短期内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立案。二是法律文书制作不严谨。表现在：提请批准逮捕书没有认定犯罪事实、《立案决定书》仍援引了老条款、对犯罪嫌疑人延长拘留期限起算有误，超期1天、 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系镇人大代表，但没有该犯系人大代表的证明及侦查机关向镇人大报告手续的证明。三是取证不及时。受上述原因的影响，由于过了最佳取证期限，匆忙取证的结果是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缺失，证人不作证等原因而严重影响案件质量。如本案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后第4天才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第6天才询问被害人，而询问证人的时间则更滞后，而导致证人不愿作证人或证言没有有效价值，犯罪嫌疑人又不承认，只剩下被害人陈述这样的“尴尬”境地。

2、侦查取证模式仍然单一。一是口供固定不细致。习惯于粗放式讯问，第一份讯问笔录形成后，很少再综合全案案情的细节进行纵深性补充讯问。如本案中在相关证据都缺乏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没有再从外围突破一些有价值的证据，在承办人自己都认为证据单一且前后矛盾情况下，迫于被害人上访压力，而将案件以没有认定犯罪事实的形式报捕。二是取证形式片面。这类伤害案件取证种类单一，往往仅限于言词证据，不注意充分收集、运用鉴定意见、物证这些关键证据，忽视对此类关键证据的审查，仅把他们作为故意伤害案件的事实部分加以认定，没有很好地置于全案事实证据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比对证据。三是取证存在盲目性。办案有时凭经验、感觉，没有很好地根据构成犯罪要件去搜集证据，重起因证据，忽视事实证据，证言前后矛盾，证据间不能得到印证，案件事实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如本案中被害人的伤是如何造成的、系谁所致不清。因当初取证不及时深入，导致可依靠的证据又因提取不及时而发生了很大变数，无法还原事实真相，只剩下一些“模模糊糊”的法律事实。

3、证人证言的不可预测性。一是证人不愿作证。我国农村村民基本生活在几代相依的熟人社会，对村民之间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件，现场目击证人基本均为左邻右舍，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亲朋、好友关系，证人基于这种“亲密情感”关系和现阶段从众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致无利害关系的证人不愿作证，如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供述现场有张某一直在场看见，但张某表示当天不在现场，拒不作证。二是“主动”作证的证人证言“受限”。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又往往对相关事实有所隐瞒或者夸大，致使现场证人缺乏或证言间对案件相关细节存在较大出入，对审查该类证据造成较大干扰。三是“被动”作证的证人容易受到当事人的干扰 。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双方的家属为了各自的目的，往往会在事后请求证人不要作证或者作伪证，而证人基于“明哲保身”的态度，往往会“趋利避害”，进而作出与事实不符或“避重就轻”的证言，严重影响承办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及被害人的丈夫王某均说打架现场有赵某、梅某一直在旁边观看，但公安机关找赵某取证时，赵某说其当时正在菜园干活，只听见争吵，别的没有看见。梅某则表示当时其站在自家大门口，因院墙堵住视线什么也看见。致使本案中貌似有证人证言，其实质相当于没有。

4、案外因素的复杂。绝大部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表面上看诱因较为简单、琐碎，但引发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是由于双方之前的积怨，矛盾冲突较大，诉求超出法律范围，一时难以解决。如本案中被害人夫妇因对犯罪嫌疑人当村长期间未能对其家进行“政策倾斜”而心生怨恨，此次借事要把犯罪嫌疑人村长一职弄掉，否则一直上访到中纪委，这些问题对检察机关而言，很难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办案期限去有效化解，而矛盾也随之转移到检察机关，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让检察机关和承办人承受较大压力。

5、逮捕必要性条件缺失。农村故意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具有偶发性，多为无“前科”人员所为，可能判处的刑期也不重，若严格按照逮捕条件，无论是否和解，都是不符合逮捕要求的。而侦查机关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上往往会“奉行”不管是否有逮捕必要，是一定会将矛盾“转移”审查逮捕部门的。假如审查逮捕部门在7天办案时限内无法有效化解矛盾，那么在不办错案的前提下“规避”上访风险、“法律让道于信访”是现阶段办案通行的“潜规则”，逮捕的条件于此类案件无疑就有“形同虚设”之嫌。

　　二、几点对策

1、侦查人员应增强证据意识，提高收集、识别和固定证据的能力。侦查人员要认识到故意伤害案件的特殊性，立足于起诉、判决的要求去调查取证，针对故意伤害案证据的特点收集证据，强化证据采集的及时性意识，及时做好现场勘验检查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第一现场、第一次询问(讯问)的有效性，充分利用犯罪行为发生时间不长，各种痕迹比较明显，各种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未来得及转移或销毁，知情人记忆比较清楚的有利时机，尽快发现、收集和保全证据。把着力点放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上，即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手段、怎样致伤他人及伤害结果。对言词证据的收集、固定要注意程序合法，以及对同一事实注意从不同角度反复多次询问(讯问)制作笔录。关键证据应当通过录音录像、书写亲笔供词(证词)等方式予以固定，这样，也可以有效减轻证人收到干扰的可能，或者在已干扰的情况下，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审查判断和采信。

2、审查人员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坚持全面审查证据，尤其是审查关键证据，力求个案证据确实、充分。审查过程中，无论是从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主客观要件入手，还是从案发的前后顺序着眼，均不能忽视证据之间的客观联系。为证明故意伤害犯罪事实是否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应重点审查与分析被害人陈述和指认笔录、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犯罪嫌疑人及其同案人的供述。尤其是对证人证言的审查，一般而言，证人证言比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更加中立可信，但是基于上述分析，证人证言也是存在较大的偏向性。因此，在审查证人证言时，一是要仔细结合其他证据对比审查，发现相互冲突的地方，并做仔细的分析；二是要审查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判断该证言的证明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3、侦查机关应及时提请批准逮捕，减少证人被干扰的可能。对于已经收集、固定了全面证据、确需报捕的案件，及时提请逮捕，加快诉讼进程，防止这个期间证人证言受到干扰而影响到诉讼，时间一长，给下一诉讼环节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如果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移送的，也应该紧密注意双方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动向，防止他们去从事干扰证人作证的工作，为下一步的诉讼顺利进行提供有效的保障。

4、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深层矛盾的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简单的做出捕与不捕虽然可以解决案件，但是解决不了引发案件的深层矛盾，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引发更多、更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因此，强化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和监督，完善相关机制，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针对农村故意伤害案件引发矛盾多、矛盾深、不易调解的特点，需要司法机关联合当地党委政府、村基层组织、村建、民政等相关部门，一起做好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化解工作。